影响历史的传染病
从开始有历史记载起，传染病就在史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影响着历史的方方面面，甚至有时还会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

传染病作为一类疾病，首先受其影响的自然是医学。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伤寒杂病论》的写作就与传染病有很大关系。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一书的序言中说，自己的宗族一直人口很多，但是从汉献帝建安纪年开始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已经死亡了三分之二了，而在这些死亡人口中，有七成都是因为伤寒而死的，所以他才“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著作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中医学经典，创立了六经辨证的思路，为中医学理、法、方、药四个方面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伤寒杂病论》中的这些中医学思想，不但可以用于传染病的治疗，对于治疗其他各科疾病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无愧于中医学“四大经典”之名。

然而，传染病可不单单只影响了医学的发展，还曾经影响过我国的对外交流。如东汉建武十六年，交趾郡（今越南）有人叛乱，光武帝派名将马援南伐交趾。因为交趾地处南方，传染病众多，导致出征将士很多都得了病，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正当马援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当地人献上了一种薏苡，并称其专门治疗这种疾病，士兵们用了之后果然都恢复了健康。士兵们英勇作战之下，马援最终平息了叛乱，凯旋之时他还特意带了几车这种薏苡的种子以作药用，不但丰富了我国的药品种类，还增加了各地区文化和物产的交流。

贸易是各个区域交流的主要方式，古代中国的香药种类比较少，而南洋诸岛则是香药的主要产地。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外来香药主要以进贡的方式流入，故而经常被王公贵族垄断，作为宫廷府邸的熏香使用。到了宋代，中国南方逐渐发达，人口也稠密起来，但是因气候潮湿炎热导致的各种传染病却一直困扰着人们。宋代的医药学家在诊疗中发现，香药用于防治一些传染性疾病可以取得不错的疗效，这导致了香药的需求量大增，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运的发展，增加了中外的交流。

传染病甚至还可能对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产生影响。史书上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发生了一次大瘟疫，曹植还专门写作《说疫气》描述了当时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从这些描述上足以看出这次瘟疫的规模之大。这次瘟疫导致了当时多位重要文学家的死亡——“建安七子”中当时仅存的五人（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均死于此次瘟疫，这不但使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数量大打折扣，使悼亡作品取代了交游酬赠之文的统治地位，还间接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繁荣和魏晋清谈之风的兴起。

事实上，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远远不止以上这些，它甚至可以加速一个王朝的灭亡——明朝的灭亡就与崇祯年间肆虐的鼠疫不无关系。

明代崇祯年间鼠类异常活动的史料记载极多，如“崇祯十四年，夏大疫，人相食，有鼠千百成群渡河而南去”“崇祯十六年，先是内殿奏章房多鼠盗食，与人相触而不畏”“崇祯十四年大疫，郡属旱蝗，群鼠衔尾渡江而北”等。崇祯年间老鼠的异常活动，结合史书中这一时期瘟疫的有关记载，都证明了崇祯年间中国北方鼠疫横行。当时的人若是感染了鼠疫，不但死亡率极高，而且病情发展极快，一天内即可经历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这次鼠疫主要发生在中国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域，直接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锐减。史料记载，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前夕，明军守城部队严重匮乏，即使有一些能上城墙守卫的士兵，也被疾病折磨得虚弱至极。李自成进攻北京是在三月十七日上午，而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坚固军事堡垒的北京城，在十八日下午就告陷落，若不是城内没有可御敌之兵，焉能至此。

明朝的灭亡，固然与王朝的种种内在原因有关，但是大规模爆发的鼠疫和小冰河时期寒冷气候引起的灾荒确实也给这个王朝带来了致命的一击。有人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的斗争史。即使是今天，我们不但要应付各种新型传染病，还要时刻当心着一些曾经被遏制的传染病卷土重来，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对传染病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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