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美国“针灸之火”（二） ——采访“华盛顿针灸中心”李耀武医师

文/樊蓥‖来源：

导 读：从上一期“点燃美国‘针灸之火’（一）”【点击本文末尾左下方“”可查看】中，我们了解了针灸“第一束火焰”在美国的燎原情况，了解了“华盛顿针灸治疗中心”从1972年5月成立“纽约针灸治疗中心”，到被迫关门转战华盛顿，成立“华盛顿针灸治疗中心”，最后迁到佛罗里达州前后的辛酸历程。这一期，我们继续报道樊蓥先生对该中心创始人之一、时年83岁仍在临床工作的李耀武医师的采访。
正 文
樊蓥：您是佛罗里达州针灸界的先行者，您到了那里，从事针灸医疗顺利吗？您认为中医/针灸在美国受到某些阻碍、挫折，与中医/针灸学术本身，以及诊所主办人本身有哪些关联？

李耀武：1976年应佛罗里达病人朋友的邀请，我到佛罗里达设立诊所，仍然叫“华盛顿针灸治疗中心”。我飞到圣彼特堡（St Petersburg），乘出租车在当地转了2个多小时，看中了中央大道的一个4, 000多平方尺的办公室，当天就定了下来，晚上便返回特区。搬过去之后，我们诊所有6个中医师、6个西医师，都是从华盛顿特区带过去的，每天有60～70个病人。1977年在Palm Beach又开一个中心，每天有80多个病人，但停车场（Parking lot ）较小，不能容纳更多病人。后来在West Palm Beach又开一个中心。现在我们把精力放在佛州东南部，为了方便病人就诊，我在Boca Raton, West Palm Beach 和Sunrise 开有3个诊所，也在当地1个医院兼职，为康复科病人提供针灸服务。
病人对我很信任，但也有不友好的人。1978年的时候，佛罗里达晚报（Florida Sunset News，也就是Washington Star News在当地的报纸）的一个记者拿走我诊所的册页介绍，看到这个册页上列有针灸可以治疗疾病的名称，然后他们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说：州里的医学会（Medical Association）会起诉我，让我立即关掉诊所，意思是只有（西医）医师才有资格提治疗。我反问她：提出让我关掉诊所的人是什么人？是医生？还是针灸师？有没有体验过针灸？她说不是（“I don’t think so”）。我问她：你既然不是医生、也没有体验过针灸，有什么资格让我关闭诊所？如果想继续骚扰我，我会起诉你。看她有点语塞，我用一些时间给她介绍针灸的原理，之后这家报纸没有再来找麻烦。
我觉得，中医师或针灸师应该对公众提供必要的教育和知识普及；我们必须维护我们这个行业的正当权益，不能任人欺负。中医或者说针灸师应该要自救，一直以来中医/针灸行业的医生普遍怕事，生怕引火烧身。我们是合法行医，为什么很多医保不支付针灸的治疗费？联邦的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 为什么不给付？同样是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Healthcare Providers），医保付给其他医疗方面的从业人员，不付给针灸师？如果我们不奋斗、不争取，一百年之后还是一样，等不来的。如果我们争取针灸能够进入所有医保，虽然我们这一代投入多、得益不一定多，但下一代中医或针灸师可以得益（樊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的一些病人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我是顾问），专门呼吁各级政府重视针灸，给奥巴马多次写信，希望他能大力支持针灸在联邦一级立法，进入联邦医保，但目前看来收效不大。看来还是得投入更大物力、财力，比如必要的时候应该进行诉讼，这个效率比其他方案高得多，希望针灸、中医行业的同仁认识到这一点。
樊蓥：80年代佛罗里达州针灸立法，听说您也参与其中，并积极参与了很多其后的工作。
李耀武：1981年佛罗里达州有个西医出身的国会议员提出要整顿针灸医疗市场、颁发针灸执照。州政府当局认为西医医师（MD）、骨科医师（DO）、整脊医师（DC )、自然疗法医师（Naturopathy）等6类人员可以不经考核直接从事针灸，只有针灸师应该参加考核才能执业。我聘请律师提出诉讼，认为以上规定不合逻辑，提出中医或者说针灸师只要在西医督导下从事针灸2年（有西医师证明，或诊所所发工资单证明、病历等文件证明）就可以不必考试、合法执业。我被聘为佛罗里达州针灸条例起草专门委员会委员之一（Ad hocCommittee）, 参与针灸条例的起草。我坚持不论中医、西医以及其他医师，只要申请从事针灸执照，必须一视同仁，必须经过考试。第一批申请针灸执照的有59人，其中华裔29人，其他族裔30人，经过从加州聘请的针灸考官考试3天（包括针灸理论、穴位和实际操作），合格并得到针灸执照的有19人（我们诊所的所有中医师都得到了执照），有的西医师也考取了针灸执照。但有相当一些中医或者说针灸师、某些西医已经从事针灸2年以上的抵制考试，经我们同议员协调，认为可以采用Grandfather Law予以豁免，直接给于执照，所以又有100多人未经考试取得了针灸执照。
在起草针灸条例的时候，有的西医委员提出苛刻条件，比如针灸诊所必须有2个厕所，我据理力争，认为许多针灸师并不需要很大的诊所面积，针灸诊所诊治的病人也不会同时来得很多，很多西医诊所实际上也只有1个诊所，所以最后定稿时就规定针灸诊所只需1个厕所。同时，在我努力下，具有执照的针灸师定名为针灸医师（Acupuncture Physician），不再必须在西医督导下行医，而没有考取执照的针灸师则可以在西医师督导下继续行医。大多数中医、针灸师对于我所做的工作十分满意，也理解我的处境，但也有极少数中医/针灸师对针灸条例有看法、有抵触，比如有一位原来在泰国从事护理工作的华人，因为没有达到从事针灸业务足够的年限（豁免的前提），同时不愿参加考试、不愿在西医督导下继续进行针灸，把意见发到我的头上。
之后，我曾担任过 3届佛州针灸管理委员会（Board of Acupuncture）针灸执照的主考官、两届佛州针灸协会主席、两年（1988-1990年）佛州针灸协会继续教育项目的主席。1985年之后为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医学院预科学生以及所在医院（Boca Raton Community Hospital）康复部医护人员讲授针灸学。1984年加州中医药中心授予我第1届全美“年度杰出针灸师”称号，表彰我为针灸在美国的发扬光大所做的工作。
樊蓥：李医生，可以谈谈您诊所的收费标准吗？现在的病人和以往有何不同？另外，有人认为犹太人在促进针灸在美国合法过程中是由于利益的驱动，您有什么看法？
李耀武：我们1972-1976年在纽约、华盛顿的时候，初诊收费标准是$50，复诊$20-25 （后来提到$35）。40年前的$1大致相当于现在$10的购买力，比如汽车价格，当年Lincoln新汽车价格$6,000，豪华的Ford 车 $4,000, 现在大致价格大约$ 60,000～80,000。所以如果现在仍然采用当年的收费标准，初诊和复诊则分别应该是$500、$350。但是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自费病人收费是$80 (是原来的 1/6～1/4)，而少数病人有医保，医保给付在每次$200左右（但医保给付的次数有限），费率比当年低得多，所以原先的中医、西医合看一个病人的模式不再能用，就是聘请中医师，觉得也有点困难。
原先在美国的针灸诊所非常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病人都来，所以病人量可以多达每天约1,000人（两个诊所合计），重病、疑难病患者比较多。后来因为报纸的恶意报道，引起病人对针灸的误解，虽然我们打赢了官司，中心的业务不再如前火热，病人量一直没有达到以往的那么多；同时因为各州中医/针灸同仁（樊蓥注：以及患者、少数开明的西医和政治家）开始致力于在各州立法，使得针灸在很多州先后合法，加上从世界各地前来美国的中医/针灸师增多，中医类学校毕业的学生逐渐增多，各地针灸诊所增多、病人分流，使得每个诊所不可能再有非常多的病人。我当前的病人数大致在每日30人左右，基本上是当地病人，患重病来诊的不如以前多。
要改观中医师、针灸师的收入，跟上别的从事卫生的行业，比如西医师和物理治疗师的收入水平，应该致力于促进保险公司加大对针灸的给付力度，但现在中医师、针灸师大多忙于各自的生意，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要从事这个重要的事情。
至于有人想当然地认为犹太人对于针灸在美国的推动起到较大作用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这是对犹太朋友的不公正。就我个人亲身经历而言，我的两个犹太朋友参与了我们这个美国第一家针灸中心的建立、运作，他们是得到一定的报酬，但是并不太多，他们和我一样主要是出于推动针灸的热情。我们诊所80%的收入用于支付诊所的雇员工资和营运（包括雇员的培训）的开销，为了争取合法权益、用于诉讼方面的开支相当可观，比如在华盛顿特区的应诉就用了50多万美元。为了改变西医对于针灸的抵触情绪，改善针灸行业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减轻外界对当时特区医疗管理委员会的压力，1973年我们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投资好几万美元开设西医（MDs, DOs）离职学习针灸培训班（每期3个月，每周40 h），这也是美国最早“西学中”学习班之一，办了5期； 1973－1975年间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医学生物系合作，投资7万多美元做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研究。所以，如果从经济方面考量，当初从事其他方面的投资会得益更多，但是我的犹太朋友和我选择了推动针灸。
就我个人而言，从事其他行业，比如回到台湾，继续我原先的行业，获得一个“将军”头衔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如果到美国的航天中心工作，我也应该是个不错的科学家。我选择了中医、针灸，直到现在80多岁了，仍然在临床工作，主要是因为应用针灸治病有成就感。
樊蓥：当初华盛顿针灸治疗中心的管理模式是怎样的？
李耀武：我们诊所3个合伙人，主要从事管理、培训工作。本森医生是西医主任（Medical director）, 我是中医主任（Chinese Medicine Director），纽马克是管理方面的主任。中心在纽约初创的时候各人投入精力都比较多，后来搬到了华盛顿特区之后，本森和纽马克在中心的时间相对比较少，每周或每两周到中心１天，多数时间在纽约，因为他们还有别的业务，比如本森医生在一家医院有一个实验室。中心大多数时间是我在主持，所以我相当于总经理（当时叫Staff Director），他们两人认为我为人公道，又有干劲，也信任我，大多数事情由我作主。由于采用了“西医督导、中医打针”的模式，我们聘请了不少西医师和中医师，以及诊所管理和相关辅助人员。我们在纽约开始的时候，有3位西医、4位中医/针灸师，有6位接待员，以及翻译等附属人员；初到华盛顿的时候是6位西医师、6位中医/针灸师，60多人的团队，都是从纽约带来的；后来诊所扩大，又招聘了不少雇员，诊所最盛的时候我们有接近20位中医/针灸师（比如I街的诊所6人，马街12人），不少是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医名家。我们采用的是分组法，每一个组6人，包括1位西医医师、1位中医/针灸医师、1位助理、1位翻译、1位秘书和1位护士。西医先看病人，做诊断和筛选，合适针灸的病人留下来针灸治疗，不合适的则建议他们到其他处就诊、治疗；对于合适针灸的病人，则由中医来做针灸；复诊则主要是中医做针灸。
当时认为不适合在我们诊所做针灸的包括：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感染、目盲、癫痫、肝硬化、低血糖、肥胖、肌萎缩侧索硬化、病情不明的疾病如不明原因的腹痛、胸痛，以及癌症。虽然针灸对于有些病应该有一定作用，但治疗期较长，变化因素不易控制，权衡利弊，我们把这些疾病暂时排除在外。根据治疗病人的疗效和数量，考核中医/针灸师的业务。我们的诊费、治疗费大致类似于西医诊所的标准，对于招聘来的医生，我们采用了高于市场的工资标准，当时的情况是，西医师周薪550美元、中医/针灸师350美元，实际上由于治疗工作量较大，大多数中医师的薪水是基础薪水的1倍以上，达到800～1000美元，有的中医师达到1800美元。
我以前在部队工作过，采用半军事化管理，所有医护人员都必须穿医疗制服，注重诊所整洁；基本上采取集中住宿、专车接送，外地员工周末回家。每周周五下午有1个半小时的业务学习，不论中、西医师、还是助理等所有工作人员都轮流演讲，对中心工作的优缺点进行小结；强调医师之间不论资历、一律平等，相互尊重、避免诋毁；注重考核实绩业绩，而不是看既往名气。
樊蓥按：由于是团队运作，医疗质量比较有保障，并且因为采用中西医合作，误诊的几率比较小。
樊蓥：李医师，您记得当时在您的诊所工作过的医师吗？
李耀武：西医有考恩（Ralph Coan）, 他在I街诊所负责，最多的时候，那里有4个西医医师； 温瑟（Louise Wensel）则在马街诊所负责， 这位医师原来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 是个精神科医生，对针灸有兴趣，来我诊所观看针灸，后来接受我的邀请来中心, 工作很认真，马街的诊所有8个西医医师。
中医方面，中心在纽约初创时，我邀请了冯天荫、李静平以及贺老先生，后来也请了洪伯荣。冯天荫曾是广东中医学院的院长，到了香港，是当时最早应用电针的医生，在七十年代初来到纽约；李静平，天津人，也是由香港来美国的，当时她在纽约中国城自己家里（也就是在二楼的公寓的堂屋）开诊，诊所比较干净； 贺医生当时86岁，德高望重，针灸效果好，但精神不济，我专门给他多配一个助理，给做完治疗之后，他必须小睡一下。后来中心到了华盛顿特区，聘用了更多的中医，比如你知道的修养斋，在台湾名望很高；以及李树酉，是纽约有名望的中医（但他们在医疗同行中有些霸道，不是太适合中心的工作）。还有张欣，是个女中医，由日本前来，工作很勤恳，每天治疗80多位病人（74年之后她应夏威夷国会议员的邀请带着全家到夏威夷发展了）；以及张逸帆、金如霖、贺子能、陈昌、王肃友等。很多中医是纽约、香港、台湾当时非常著名的医师，但也有一些刚涉猎中医行业的医师，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加以适当培训，也就上岗了，比如你提到的洪伯荣，原先是个台湾到日本的传教士，后来到了美国，经过某种培训，变成针灸师，后来到我们中心工作。我听说，多年之后世界针灸学会在北京成立时，他曾当选过主席。中心业务最好的时候，I街有6个中医医师，李静平负责；而马街有12个中医医师。方育龄、沈鹤峰等在中心草创之初也有短暂工作。作为中医方面的主管，我尊重每个中医针灸的风格，所以并没有强调统一，后来各位中医相处久了，也有相互取长补短。
在内华达州中医、针灸立法中有过特殊贡献的陆易公教授曾经路过华府，我曾专门探望，希望他能到中心工作，但当年他已年高，没能前来工作。中心的辅助人员，包括助理、翻译、簿记、接待小姐等多由当地招聘，使馆的朋友也介绍了一些熟人前来工作。
樊蓥：李医师，您的家乡在大陆吗？您是何时学习中医的？
李耀武：我是山东人，原籍山东莱阳，1932年生。祖上有多人从事中医药行业，一个叔叔是中医。1949年之前，我在家乡的时候，在李润生中医学校学过4年中医，其间2年跟师学徒。1958～1964年我在台湾海军官校教书，业余时间在海军总医院从事过针灸临床以及相关研究。来美初期曾在纽约唐人街李树酉、丁景源（丁甘仁的孙子）等处短期考察、学习（看了3个多月），李树酉是40年代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的毕业生，曾经师从著名中医丁甘仁的后人； 从事中医、针灸至今，我和同事们相互切磋，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提高。多年来，在不同场合，我曾多次为中医师上辅导课，为西医师上针灸培训课。并于1984年获得中医的博士学位（PhD， University of Oriental Studies,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Los Angeles, CA)。
樊蓥：李老，可以谈谈您的家庭吗？
李耀武：我太太是美国白人，和我生有4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儿，大女儿是小儿科医师，二女儿是纽约一家著名医院头颈部肿瘤科医师（Columbia University 医学院毕业，在San Francisco著名肿瘤专科进修），与中国多家医院有合作关系；老三是儿子，也是医学院毕业，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医院妇产科当住院医师（那个医院非常豪华，是美国接生孩子最多的医院，因为该地气候适宜、景色优美，加上设施先进，吸引了很多孕妇来生孩子，儿子在那里，3个月就接生了90多个孩子）；老四是个女儿，在佛罗里达大学学的是医学科学（medical science）本科，后来又学针灸3年，获得科学硕士 (MS) 学位，现在我诊所工作、帮忙。
我太太非常有爱心，乐善好施，在中国大陆领养了两个女孩。她们现在已经在奥兰多的大学里上一年级和二年级，他们和我也很亲密，你看前两天他们回家，我们都很快乐，刚刚送他们回学校，我现在还没有建议他们也从事医学行业，看看我那儿子，学医、当住院医师实在太辛苦，这两个孩子今后的事业，由他们自己选择吧。我们还领养了一个男孩，现在13岁。
我的家在佛罗里达的海边，是一座有六间卧室的大房子，后门有游船码头，我也曾经买过一个豪华游艇，只用过6h，又来就把它贱卖了。我临床太忙了，所有心思放在针灸上，没有心情去玩和享受。
樊蓥：与台湾原单位还有联系吗？

李耀武：在纽约时，原陆军官校的校官刘连发学长（当时40多岁）来访，动员我回台湾，我带他看了我的诊所，他就明白了，我是回不去了，病人真是很多。在华盛顿特区时，台湾军方与麻省理工学院（MIT）签订协议，让MIT替台湾军方培养导弹方面的人才，给了30万美元，派出30位台湾海陆空三军选出的学生，大多是上尉军衔，台湾方面派出我原来所在海军官校校长来动员我在美国“照顾”这批学生，实际上也就是让我作为“带队”，当时给我的军衔是海军上校。我说我临床太忙，实在要我做这项工作，我就只能周末两天到MIT去。校长在华盛顿逗留1周时间，住在我家，平时也到我诊所看看，他自己拇指有关节炎，在我那里用针灸治好了。后来因为中国大陆不知道从何种渠道知道了MIT的事情，中国大陆和美国已经建交，周恩来出面抗议美国训练台湾军方的学生，美国的国务院也就找MIT，把那项协议取消了。台湾方面也就不需要我当这个“领队”了。我到美国，是当时心里想找出路，“被风刮来了”，也就没回去了，忙忙碌碌，光阴荏苒，日子真快，现在居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每周6天工作，真是劳碌命。
台湾“教育部”部长张继正对我在美国搞针灸很有兴趣，特地到我的诊所考察过3次，第1次是我还在纽约的时候，后来两次是在华盛顿特区。当时是台湾驻美机构的参事吴广生（是低我3届的军校学弟）带他来的，张提出台湾的台北应该成立一个针灸中心，因为大陆对针灸很重视、发展很好，而美国也出现了针灸热，台湾在政府层面似乎对此没有重视。在1973～1974年间，他们在台北成立了“国立”针灸中心，以曾经1949年前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作为中心主任，启用在美国留学的西医师崔九（她专门来我中心考察学习1周时间）作为实际主管，聘用了不少著名的针灸师，门诊量曾经有每天100～200人次。可是好景不长，后来不得不关门歇业，因为主管对所聘医生管理不善，有些医生挖诊所的墙脚，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让诊所病人晚上或休息日到自己家里看诊、治疗，这就造成病人流失。所以台湾官方举办的那个针灸中心也就是昙花一现，实在可惜。
樊蓥：李老，谢谢您接受采访！
笔者注：文中人名据读音记录、可能有误，敬请知情者指正。
延伸阅读
[1] Fan AY. The first acupuncture cen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view with Dr. Yao Wu Lee, Washington Acupuncture Center[J].J Integr Med=Zhong Xi Yi Jie He Xue Bao. 2012，10(5):481-492.
[2] Fan AY, Fan Z. The beginning of acupuncture in Washington, D.C. and Maryland: an interview with Dr. Yeh-chong Chan[J]. J Integr Med.2013，11(3):2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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