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煌 个人简介 1954年出生于江苏江阴，江苏省名中医。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政协常委委员、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副主委、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主委。 以经方医学流派的研究为主攻方向，其中尤以经方的方证与药证为研究重点 。现致力于经方的普及推广工作，主持全球最大的公益性经方学术网站：“经方医学论坛”。 代表作品有《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50味药证》、《经方的魅力》等。 黄煌：哪个时代的中医最厉害？ 中医是有流派的，因为中医是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各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各个地域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生活经验也不一样，所以就像中华料理一样，有各种菜系，中医必然也有，甚至每个人对认识人体和处理疾病的方法思路不一样，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流派。 但是大的原则应该不变，《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奠基，很多理论从《黄帝内经》过来。《伤寒论》是我们临床的规范，做临床医生，特别是开方子，离不开《伤寒论》，离不开张仲景。讲到药物，也离不开《神农本草经》。 所以这个基础还在，只是个人有发挥，特别是在各个时代，当时所面临的重大疾病不一样，所以医生的思想方法，处理疾病的手段也不完全一样，也就产生了各家的学说。现在的中医院校有一门课叫《中医各家学说》，讲的就是各个流派的学术思想，以及他们的临床经验。 我可能和人家的观点不一样，我感觉到从金元以后，特别是宋代以后，由于异民族文化进来了，原来汉唐留下来的汉民族文化大统，受到了挑战，我们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出现了断裂。 金元时期其实是一个中医学的杂学化时期，就是学说变成的非常的芜杂，非常的杂乱，没有一个规矩。金元时期很多人就自由地发挥，自由地想象，所以医学史书上说这段时候是一个医学的创新期。 怎么说呢，这段时间当然有它好的地方，确实有一些新意，但是说法不一，也使后世思想上产生了混乱。有主张健脾胃的李东垣，但是什么病都健脾胃吗？有主张攻下的，像张子和以汗、吐、下三法为主。但是有一些病症就不能够用汗法，就不能够用下法。 刘完素因为擅长治疗一些急性的发热性疾病，所以它提倡什么病都要从“火”字上立论，但是如果慢性病呢？内伤杂病呢？你可能还要用李东垣的方法。至于元代的朱丹溪，它更多的是参照了理学的思想方法，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它更多的是从养生的角度，来探讨医学问题。所以其实他们说的不完全是一回事。 明代又过分强调了理学，它是中医的哲学化时期，探讨很多问题都是从太极、阴阳来立论的，它忽略了人体的研究，这一点我不是很欣赏。 清代，也强调这种所谓的创新，但是他们的创新有的时候离开了汉唐时期的那种质朴，那种实证，他们更强调一些花妙的东西。喜欢玄奇，喜欢标异，甚至把很多古方不用的东西拿出来。 清代有一个医家叫叶天士，他是的名医，生活时期是在康熙末年到乾隆初期，那段时间也是清代比较荣盛的时期，那边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他在那边行医，声名非常大。 他的用药就非常奇特，方子里面什么海参、黄鳝、鲍鱼汁都放在上面，看上去很奇特，但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这有点不像医学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色彩。 当然这个是我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清代有点像中医的文学化。那个时候人写的病例叫脉案，这个脉案写得像诗一样，甚至要求对仗。那个时候考量一个医家的水平，不是看他的医术，首先看字写得漂亮不漂亮，脉案的文采好不好，他以文学的这种标准考量这个医生，所以导致很多医生就喜欢追求奇特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鲁迅先生对中医的厌恶。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他们的学说的话，就要把他们放在那个时代来理解他，不要把古人的东西现代化，不要把古人权威化，金元四大家，但是都是比不上张仲景的。 黄煌：如何造就一代名中医? 中医学的经验性、实践性强，决定其人才培养必须紧密联系临床。我们曾对1994年由省政府命名的90位江苏省名中医进行调查，发现其平均医龄都在42年以上。这些例子说明，没有长期的临床实践，不可能造就一代名中医。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名中医?名中医是传统的中医高级人才，他们的知识结构与社会职能与西医不一样 ，他们是杂家。 名中医是中医学的一种特殊现象，这和现代医学有所区别。严格地说，传统中医是一个综合性的职业。好的中医，尤其是名中医，必须扮演以下几种角色:一是医师，即了解各种疾病的特征和预后，并了解各种诊疗手法。二是药师，他懂得各种药物的性能、功效与使用方法，能指导病家正确有效地使用各种药物。以前还要自备药材，现在则不必了。 三是护理师，即指导病家进行医学护理。四是食疗师，病人的饮食宜忌要进行指导。五是中国式的“牧师”，就是心理疏导，这要求医生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同时有相当好的口才，有的名中医在当地就是绅士名流，有相当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民事协调能力。六是民俗师，传统医学中有许多民俗的东西，如饮食习惯、起居习惯等，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心理，对治疗效果也有影响。 显然，如果不能承担以上的职能，就不能认为他是一位传统的中医高级人才。对中医人才的评价，不能以西医专家的评价标准来替代，中医人才需要医学的、心理的、社会文化的知识，还应具有相当的个人魅力，因为许多患者不仅对名中医有索方求药的需求，还有一种心理上的信仰和依赖。 所以，要造就名中医，人才素质、社会经验、时间磨练等都极为重要。我以为，京剧名角与名中医的培养都是不容易的。京剧讲名角，中医讲名医。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是不相信中医，他们对中医中药依然情有独钟，关键在于他们需要的是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社会在呼唤名中医! 现在大家都在抱怨，有真本领的名中医越来越少。其实，过去西医少，大部分是中医。所以中医人多，感觉上名中医就多;而现在，中医的数量已经少了，每个市县也就一所中医院，况且这些中医院里也有很多是西医科室。所以，让社会上感觉中医少了，名中医更少了。当然，这也不排除教育上的问题。 中医的培养有传统师带徒式与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两种。过去没有学校，学中医就是拜师，找个当地知名的，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举行个仪式，磕个头，交一些费用，就可以跟师学医了。中医带徒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不外是读《药性赋》、《汤头歌诀》、《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书。然后就是跟随老中医看病，将先生开的病历(中医称医案)处方抄录下来，往往是白天抄方，晚上整理医案。 这种学徒生活一般为期两到三年，满师以后，就可以自己开业了。这种传统的师徒相授式的教育方式在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始渐渐退出了，代之以中医学校的近代教育模式。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注中医教育，50年代中期，全国就有、、、南京、等中医学院建立，开创了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应该说，这两种教育模式，各有利弊。在培养数量上，学校独具优势。在培养质量上，两者不分上下，为什么呢，师徒相授式要培养高徒，关键在老师，看老师的临床技术是否过硬，名师才能出高徒。而学校教育要出人才，则在教学的管理，尤其是教材和教学手段，以及对教师的遴选与培养。所以，要看整个学校的环境。一般而言，师徒相授因长期在临床培养，所以临床技术和与病人交流的能力比较强，而学校培养则理论基础比较扎实，科研能力强，潜力大。 如何造就一代中医名家?我认为:名家的培养需要土壤和环境。由于中医学术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及个体性，所以，对中医的管理要充分考虑以上的因素，给中医学术的发展以宽松的环境。同时还要做好以下三点:首先、建议适当放宽中药的用量，或规定对有一定资格的中医人员适当放宽。其次，现行药事法规定中医的配方必须公开，使中医的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许多医疗机构强调经济效益，无法总结和积累经验，必将导致出现大处方、学术萎缩，培养一代中医大家必定流于空谈。最后，全国的中医高等教育必须改革，要鼓励各地方特色的教育，形成自己的风格。在中医界倡导一种敢于争鸣，敢于张扬学术个性的风气。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及影响我的五大因素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句诗：“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黄煌老师虽然一直自谦自己思路“粗浅”、“认识浅薄”，但是在脚踏实地地做了大量的读书、整理、总结工作后，“写了一篇《叶天士体质辨证探讨》，为现在的体质学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另外黄老师强调的重视疗效也算是提醒了我们这些后学者，学中医要落到地面上，不要空讲理论，避免无谓的争论诘难，疗效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学医过程回顾以及思想的变迁 学中医之前，我家被下放到农村。我边读高中，边劳动，几乎所有的水田农活我都会干。那时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在种植双季稻的时节，正值8月上旬，天气酷热，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往往是天不亮就去水田拔秧，上午割稻，下午翻地和插秧，经常搞到天黑，肚子饿，蚊子叮，浑身晒得紫红紫红。那时的清凉饮料，就是井水，放点糖精，就是那时的“雪碧”了！ 1973年，我家返回城里，当地政府安排我到医院当中医学徒，开始就给老中医抄方。比起农村，那就是天堂般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先苦一下也是好的，就晓得真正的乐是在哪里了。经过三年艰苦的农村劳动，才晓得有一个职业是多么幸福的事。 当学徒后，每天坐在老中医面前，做的事情就是抄方、抄录医案、请教问题。 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早年毕业于的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中西医两法都行。中医方面他教我方和药，不仅讲方剂的组成和功效，还教我他自己编写的方歌，如“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荷草当柴烧”等。 西医方面教我许多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我的母亲是在江阴卫生学校教《微生物寄生虫病学》的老师，家里就有许多医书，对西医我并不感到陌生。 叶先生教我更多的是临床诊疗技能，例如肝脏触诊、心脏听诊及症状鉴别诊断等。 当时的我对中医充满着好奇和新鲜感，什么都想学。当时大陆大搞中草药运动，因此我对中草药也有所涉猎。如用马兰根、野菊花治疗感冒，用马齿苋、地锦草治疗肠炎、痢疾，用鱼腥草、金荞麦治疗肺部感染等；同时，摘抄了不少中草药现代药理研究的报道，并用于临床。 那时的思路比较简单和粗浅，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诸如失眠就用合欢皮、夜交藤；咳嗽就用杏仁、桔梗；食欲不振就是谷芽、麦芽、山楂、陈皮，想法比较简单。 学徒满师以后，我开始独立门诊，疗效不理想。那时，开始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进行研究。我把《临证指南医案》手抄、对比、分析，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发表于国内刊物上。 其中，我比较满意的是“叶天士体质辨证探讨”，这对形成现在的体质学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模仿叶天士医案处方用药。 那时还经常做的工作，是名老中医医案整理。我将叶秉仁先生等几位家乡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如发表在《新医药学杂志》（后改成《中医杂志》）的“杂谈偶记”是整理叶秉仁先生的经验和医案。 那时，有一件事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1976年，我以实习日记的形式整理叶秉仁、夏奕钧等老中医的经验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投给了当时名气甚大的《新中医》杂志，不料居然发表了，编辑很赞赏，加了编者按，说我的文章“文体活泼，值得一读”。 我还参与当地政府卫生局组织的中医编写组，编写《江阴县老中医医案选编》一书，我参与了全书的统稿和编者按等文字工作。 那时，虽然对中医理论有所熟悉，但认识尚浅薄，大致和教科书观点相似，只不过对老中医的经验有所体会。 当时还是不会看病，经常去请教老中医，我还手抄过清代常熟名医余听鸿的《诊余集》。总之，处在中医学的学习期，属于学习中医的初始阶段，尚谈不到什么思想的形成。 考上南京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后，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医籍，也有很多时间放在读书上。 那时，我集中学习一些基础科目，如自然辩证法、《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语等。 那时考虑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医学术是如何发展过来的？今后它的方向在哪里？中医理论的特点在哪里？那时自己还读了心理学、控制论、黑箱理论等，也写了一些相关论文。 读书是苦的，我下了死工夫，花了很多时间，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及其著作、学术观点、经验方药等做笔记，再加上自己的诠释和评语。1980年的下半年，竟被我写秃了十几个蘸水钢笔的笔尖。 以上的读书经历，对我了解中国医学史，了解中医学术流派非常有帮助。这既是我后来编写《中医临床传统流派》的基础，也是我多年从事课堂教学的本钱。 所以，要做好医生，要读书，好好地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尽管有些书当时读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还是要读，读了才会知道如何选择，如何读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兴起了“中医多学科研究”的思潮。 其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的形势，为中医学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当时比较响亮的口号是“中医现代化”，但如何才能现代化？很多学者的想法是：中医学理论是从《黄帝内经》来的，只有先把理论突破了，才能带来临床疗效的提高，光靠中医研究中医不足以阐明中医学理论的奥秘，还必须依赖多种学科的参与。所谓多学科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等。 1984年在南京举办了首届全国中医多学科研究会，大讲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天人合一的中医哲学。当时，我也是筹备者之一。 但我在参加这个中医多学科研究活动以后，越来越感到不踏实。这些研究的观点离中医临床太遥远，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诠释，终究谈不到具体的中医世界。所以，我始终与他们有着学术思想上的距离。 那时，我的研究，一是从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医发展的思路。曾写了《近百年中医学的发展理论》一文，这篇文章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以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专程找到我，他说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 另一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认识中医。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医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标准和规范，否则，就无所谓发展。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标准化与中医学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接触到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的著作，读后十分震惊。他虽然是两百多年前的古人，但其学术思想上却是非常清晰的，具有明显的近代科学的光辉。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就是放到现在，依然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徐灵胎先生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写了不少有关徐灵胎的专题论文，加深了对徐灵胎学术思想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中医学的认识。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富士川游先生撰写的《日本医学史》，书上介绍日本古方派的梗概。 在南京医学院图书馆，我又读了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先生的《药征》。这个时期是我学术上的探索期，多年模模糊糊的中医学渐渐有了粗浅的轮廓。 医案是我学习中医的重要教材。学徒期间是这样，在南京中医学院读研究生时也是这样，不仅抄读地方名医的医案，也注意从名医医案中挖掘中医处方用药的规律。 当教师以后，也在课堂上讲些名医医案，或开设有关医案阅读的讲座。后来，为响应学校开设选修课的号召，我尝试编写这方面的教材。记得当时住在非常拥挤的筒子楼12平方米的宿舍里，写成了《医案助读》和《医案选读》两书。 我当时就觉得，辨证论治是一种技能，医案是培养医家知常达变的本领，这是学习中医所必需的，属于传统的学习研究方式，不可偏废。那时对经方家的学术思想已经高度关注，所以书中经方家的医案比例很大，《医案助读》于1987年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那时我32岁。 除读医案以外，我花很长的时间在图书馆看伤寒注家的著作。那个时候喜欢读舒驰远的《伤寒集注》、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吕震名的《伤寒寻源》等，近代经方家如陆渊雷、恽铁樵、曹颖甫、祝味菊等的书也给我很大启发。 我在阅读中理解到伤寒论研究是“一家有一家的仲景，各人有各人的伤寒”，每个医家是在注解《伤寒论》的过程中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诠释中医学的奥秘。可以说，一部《伤寒论》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医学术思想史。 我毕业后从事中医各家学说的教学，面对的是许多医家。在教学研究过程中，我感觉到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必须分类，并进行异同点的比较，否则就难以评价，也难以利用。 1989年，我写出《中医临床传统流派》一书。那时，我对中医学的认识才稍微清晰些，思想也渐渐有些成熟，眼光开始盯住经方家了。书中的六经辨证派、经典杂病派、辨证伤寒派、通俗伤寒派就属于经方派中的几个分支。 1989年秋天，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老年医学。在京都一年的时间里，我有机会与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家坂口弘、中田敬吾及细野八郎接触，向他们学到了不少有关日本汉方的诊疗思想和技术。 也在他们的推荐下，翻译了近代日本汉方三巨头之一的细野史郎先生的《汉方医学十讲》，阅读了日本明治年间著名医家浅田宗伯的著作；同时，在其图书馆有机会细细研读了日本古方派泰斗吉益东洞先生的《类聚方》、《药征》及其弟子的著作，如尾台榕堂的《类聚方广义》。 在日本研习期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细野诊疗所周四晚上的读书会，我经常向他们介绍中医学的观点和经验。 为了让日本医生尽快了解和掌握处方用药的技能，我在讲座中提出了有关方剂家族（类方）以及药人（体质）的观念，比如“桂枝类方”、“麻黄类方”、“黄芪体质”、“柴胡体质”等，并提出了附子脉、桂枝舌等具体药证，力图使抽象的中医辨证具体化、形象化。这种思路和基本内容，成为我后来出版的《中医十大类方》的雏形。 在日本进修一年，思想非常宽松，讲中医中药，不必局限于教科书，可以任意驰骋。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为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回国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就以方证研究为主，并且投入了很多的精力。1995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医十大类方》，当时我是41岁。 写完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一味药、一味药地写下去，于是在1996年开始写《张仲景50味药证》。 写出初稿以后，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讲座。1997年，首先在日本出版日文版，以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 由于中医学的经验性，决定了整理和总结老中医经验的重要性。这在我的学徒时期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同时也初步掌握了有关的方法和技巧。在进行方证药证研究的时候，除了文献研究以外，我非常迫切地需要老中医经验的参照。 1995年，我受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对1994年省政府认定的113位名中医进行了一次临床经验的问卷调查。 调查的关键是抓住名医们常用的药物和方剂，每人限定5张方和5味药，问卷抓住用药的指征和应用范围、最大剂量与最小剂量、禁忌证、体会等，非常实用。 我的目的是探讨各个名医眼中的药证和方证。调查的结果编辑成《方药心悟》一书，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年后就加印了。 紧接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交给我对全国名中医进行调查的任务。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全国的名老中医进行统一的系统的问卷调查，是对老中医经验所做的一次规范化的收集整理工作。 这任务花了近4年的时间，编辑了130万字的大型著作《方药传真》，已经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以上都是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所做的工作。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依然是经方方证与经典药证的研究。经方仍未受到重视，很多人依然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不会用经方，不敢用经方，不想用经方。 现在，我的工作是在做经方医学的推广。我首先在南京医科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张仲景药证》，没想到大受欢迎。 一开始讲甘草，我就要同学们亲自尝一尝甘草的味道。我说，尝药的目的有二：首先，要知道中药是我们的祖先亲口尝出来的；第二，要打破你们眼里中药是苦的误区，中药也有甜的。 同学们觉得挺有趣，课堂上不时发出笑声。选修的学生有医疗系的，有医管的，也有护理及口腔医学专业的，阶梯教室里坐得满满的。 有些同学在后来的体会中说，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把选修课当成必修课来上的感觉。第二个学期人数爆满，第三学期选课达到500人。 除了开课之外，我也到各地进行演讲，主题大抵是中医学魅力、经方药证应用之类。 我曾说过：中医的学习一开始首先要问“是什么”，弄清了“是什么”，才能去思考“为什么”。对经方有一定程度理解之后，开始尝试着思考“为什么”的问题。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方医学理论的框架？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需要结合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充实和发展经方医学，使经方医学与时代相映。 经方医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循证医学”，不过，我们不叫“循证”而叫“随证”。《伤寒论》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说法。所以，确切地说，经方医学是“随证的医学”。我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大致如此。 影响我中医之路的五大因素 1、家乡的一批名老中医 我很庆幸，我生活的家乡江阴，是一个中医之乡。江阴过去有写《风痨臌膈四大证治》的姜礼；近代有温病学家柳宝诒，写过《温热逢源》，其编的《柳选四家医案》也风靡海内；近代经方家曹颖甫更是江阴中医杰出的代表。等我学习中医时，江阴有一批省级名老中医，当时号称有“中医四大金刚”。 我的启蒙老师叶秉仁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叶先生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医学院毕业，精通中西两法，临床的经验相当丰富，教给我很多东西，是一位非常重视西医技术的老中医，他的治学格言是“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 第二位要提到的是夏奕钧先生，他是苏南伤寒派朱莘农先生的弟子，性格开朗，禀性聪慧，看病时全神贯注。临床擅用黄连治伤寒等发热性疾病，外号“夏川连”，常用泻心汤、桂甘龙牡汤等。 当时我在卫生局编写组时，夏老是主编，在他手下工作，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朱家伤寒派的诊疗风格。 第三位是邢鹂江先生，与夏老是同学。邢老的毛笔字工整端庄，文采非常好，医案遣词用句非常美。 他一生清贫，但对中医一往情深。他说，人生只要一桌一椅一床，足矣！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我有时晚上去他的单人宿舍，邢老就特别开心。 他会给我泡上一杯牛奶（当时奶粉是奢侈品），然后为我讲述他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他当年治疗重证大病的经过，也有中医界的趣闻轶事。 第四位是陈嘉栋先生，擅长使用张锡纯的药方，并喜欢收集民间验方，临床经常有一些奇方奇法，毛笔字写得很飘逸。 除上面4位以外，江阴还有名医夏武英先生，他擅用攻下法治内伤杂病。郁祖祺先生，组方独特，多属其经验方药。 周慕丹先生，治疗妇科疾病善用清利湿热的药物，如碧玉散、黄芩、地骨皮等；还有镇江医学院的曹永康教授，擅用桂枝汤加味，对业师朱莘农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经验有较大发挥。 江阴的老中医们，都是临床家，他们不谈空玄的理论，而重视实际疗效，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2、来自高校的压力 作为首届研究生，我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书，可以在古籍部任意翻阅各种古代医书。这时，影响我的不仅有现代名中医，而且还有一批已故的名中医。 张仲景就不用说了，还有像徐灵胎、叶天士、王孟英、柯韵伯、舒驰远、曹颖甫、余听鸿、陆渊雷、王清任、张锡纯、范文虎、祝味菊、吴佩衡，以及日本的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等医学家。 如果没有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的资历，我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医家，并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个经历对我至关重要。所以我说要读书，读万卷书。 从学徒到大学教师，这是一个跨越，也是一个严峻考验。大量占有资料，充分的咀嚼和消化这些资料，然后用生动的语言，流畅的思路让学生有所受益，这是我教学的基本态度。 我讲过“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基础理论”“临床中药学”，开设过“医案讲评”“张仲景药证”“经方应用”等选修课。教师的职业使我懂得如何调动教学对象的兴趣，如何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 我曾担任过8年的《南京中医学院学报》的主编，组稿、编辑、修改、校对，每一环节必须扣紧。编辑要有杂家的宽泛，又要有专家的细腻，既要变通，又要严谨，既要了解读者，又要理解作者。编辑生活，让我懂得市场，懂得中医的文章要有读者才有价值。 所以，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20多年，是我成长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大学校园里的那种无形的压力，成为我努力奋斗的动力。 3、长期的临床实践 从1973年步入中医这个行业以来，我的临床几乎从未中断过。虽然研究生时期直接看病少了，只能偶尔跟着导师看诊。但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自己是个医生，读书、研究、教学、编辑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治病，为了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我非常珍视我的门诊，平时除非有紧急的情况，一般是决不会放弃自己心爱的门诊的。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学习中医都非常认真，但总有一种空虚感，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接触临床的缘故。 4、到日本进修和考察 这是一个关键期。因为日本提供给我的是一个宽松的思维环境，以及特殊而严谨的教学要求。人的思想只有在没有束缚的环境下，才容易迸发出创新思维的火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5、家庭和个人因素 我的曾祖父是江阴华士一带著名的骨科医生。祖父经商。父亲学美术，搞中国画，后来又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母亲是学西医的，在卫生学校当微生物寄生虫学科教师。 父亲给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为社会作贡献，为民族争光，也为家族争光。我的伯父是建筑师，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设计者；叔叔在摄影界，其书法、篆刻也是一流的。 我们这个家庭对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很重视，可以说有书香味，当时我自己的理想是当作家或诗人，没想到一脚踏进了中医的世界。正因为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于是对整理总结老中医史料有较好的基础。我体会，只有写作才是让思想变得清晰的方式。 我性格不拘谨，比较敢“露”，不怕别人来批评我的东西，因我相信真理总是愈争愈明的。 还有一点，我自己觉得比较勤奋，不会沉溺在物质享受中。我不太怕苦，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因为有创新，所以能给人带来愉悦，所以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此，在于创新。 （2003年2月，本人受台湾中国医药学院之邀赴台中讲学，期间接受学生刊物《研精医讯》编辑部的采访，以上根据录音整理） 本文摘自《黄煌经方沙龙第一期》